值班大话君：刘芯莹
1918年，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此后，张作霖又兼任蒙疆经略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作霖敌视俄国十月革命，向呼伦贝尔、满洲里等边境地区派遣军队严管出入境。
1920年3月，张作霖任命张奎武为呼伦贝尔镇守使，丁超为海满警备司令，加强了一度消失的边境防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还于1921年决定，不许华人越境回国，也不许无官方证件的人出境。以后又在满洲里四周掘壕为界，以防止苏俄“赤化”。此后，张作霖还曾从东三省抽调5个旅的兵力，组织临时边防军，分驻满洲里至绥芬河一线中俄边境。从此，中俄边境上的交通要道哨所林立，军警密布，车站、旅店、饭馆等处都设有许多密探。
因此，往来于中苏之间的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共产国际曾为建立秘密国际交通线作出了很大努力。1920年后，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了保证往来于中俄之间中国同志的安全，协调中俄边境驻防的红军边防部队和保安部门做好接送工作。
1928年，由于特殊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安排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党代表大会，代表们在极其复杂险恶的斗争条件下完成了意义重大的历史使命。
会议召开历史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蒋介石，在国内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革命政权。为了挽救革命，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的指挥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9月初，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走上了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中国革命进入了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是为了系统地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召开的。由于当时严峻的白色恐怖，在国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加之，这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会议，考虑到届时中共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次会议，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秘密召开。
两条线路秘密处境
参加会议的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他们的行走路线，主要是由上海乘船经大连到哈尔滨，或由北京乘火车经天津、沈阳到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通过中东铁路走西线满洲里或东线绥芬河出境赴苏。
1928年春天，时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的李纪渊接到了筹建接待站，秘密接送中共“六大”代表的使命。于是，他在安埠（道理）区外国四道街14号(红专街)共青团员阮节庵、沈允慈夫妇家中，设立了秘密接待站，负责接送“六大”代表工作。当时阮节庵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他的妻子沈光慈是电话局的打字员，他们都有公开身份，便于掩护。
此外，中共中央还派了当时在中央妇委工作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带着小女儿瞿独伊到哈尔滨，协助哈尔滨县委完成接送任务。
位于哈尔滨道里区红专街中共“六大”秘密接待站
从4月初开始，关内的“六大”代表陆续来到哈尔滨，他们到哈尔滨后便按着接头地址来到安埠区中国大街（中央大街）的一个故衣店铺内，一个是姓白的朝鲜同志，他原在上海作翻译工作，这次党组织派他来做交通站的工作，都称他小白，小白以店员身份作掩护，随时与来哈的代表接关系。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再由李纪渊通知杨之华。最后由杨之华或阮节庵夫妇安排食宿。单个来的男代表，基本都由杨之华带着女儿一起住，对外就说是“夫妻”，当时杨之华的女儿只有7岁，但很懂事，杨之华教她，如有人问就说是“爸爸”。小独伊很乖口口声声称一起住的男代表为爸爸。当完成接待任务后，小独伊曾奇怪问杨之华:“妈妈，我怎么这么多爸爸?”杨之华无法回答孩子。有时几个代表们云集到一天来时，就另做特别安排，住在其他同志家里或入住旅馆。有女代表的，就把男同志安排一起住，没有女代表时，就由哈尔滨党组织另安排女同志掩护。代表一般只在哈尔滨住一两天，接待站人员为他们更换成北方人的装扮便护送出境。
负责哈尔滨接待站的阮节庵、沈光慈夫妇
去苏联的线路有两条，分别是中东铁路西线满洲里和东线绥芬河。大部分安排走满洲里线路，一小部分安排走绥芬河。走满洲里线的，临行前，由接待站交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到了满洲里后；在车站就会看见有两辆马车在那里等候，马车的前面挂着个车灯，一个车上为67号，另一个为69号。代表手里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时，把号码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就可上车。然后马车夫扬鞭催马，马车很快越过边境。苏联边境那边也设立了接待站，负责安排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走绥芬河线的，由哈尔滨乘火车去绥芬河后，通过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被安排在他家食宿，到了晚上，由这个苏联人带路过境，需要爬山涉水，走很长一段路才能过去，晚上起程，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达苏联境内。先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那时由海参崴到莫斯科要走20多天。所以哈尔滨接待站尽量不安排这条线路，但有时代表太多，就不得不分散出发了。
会议在莫斯科秘密召开
1928年6月18日，在莫斯科近郊纳罗法明斯克区兹维罗尼果得镇五一村的塞列布若耶别墅，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中共“六大” 在莫斯科的会址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共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海杨、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中共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緖，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共六大会议结束后
中共六大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又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秘密护送参会代表回国。李立三、向忠发、龚饮冰和苏美一四人第一批回国，向忠发、龚饮冰和苏美一四人第一批回国，他们途经满洲里，回到哈尔滨，并指派苏美一做哈尔滨联络站的负责工作。但此人胆小，第一次去联络站时，由于心慌，错敲了别人家的门，门未打开，他觉得不对，以为接待站被破坏，于是便离职逃走了。联络站只剩小白和一个姓傅的同志负责工作。
其他代表，一部分留在苏联学习或工作，一部分采取分散回国的办法，有从满洲里入境的，也有从绥芬河人境的。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结束以后又参加了7月1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来，周恩来从绥芬河回国，一同回来的还有罗章龙、王德三。由于昼伏夜行，又逢大雨，衣服和捆在腰里的文件都淋湿了。路经哈尔滨时，他们决定暂住几天，进行休整和晾干文件。当时，周恩来住在天津南开学校同学吴玉如家里。罗章龙则被安排住在第三中学图画教师韩乐然的宿舍里。王德三是云南人，与楚图南是同乡，便投宿楚图南家。几天后，他们一同去了上海。
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先后精心安排40多位代表安全赴苏和回返接待，为确保中共六大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