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人们怎么旅行

前不久网上的一个小友写了篇文章,《三十年前的人们怎么旅行》,这小朋文笔清丽,我历来爱看的,但只这一篇文章似乎有点生涩,可能不仅因为他三十岁的小年纪,更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旅行也真是一言难尽,而老身的旅行生涯恰恰始于1989年,之后差不多所有的假期—年假、节假、包括病假就都用在了路上,于是发信息聊了几句,再过去看时,发现他竟然删了那篇文章,很是内疚,于是搜索记忆,试着梳理我的旅行故事,还原三十年前的人们是怎么旅行的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智能手机的问世+路网的发达,让旅行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说走就走”只能算不负责任而已,算不上什么洒脱的事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怎么出行,现在的人们怕是难以想象了,就像我一直好奇怪徐侠客当年是怎么游历世界的。

第一次旅行:

1989年的8月,我的首个旅行目的地是大连,第一次当然不懂得做攻略,其实也无从下手,因为那个年代,旅行似乎不是单独存在的,一般依附于出差、探亲顺便看看玩玩,于是只能辗转从大连人或是去过大连的人嘴里问些情况,比如,哪些地方好玩,坐几路车到达。

那个年代没有预订这两个字,一切都需要现场解决,

火车票提前三天才发售,购票的渠道只有一个,去火车站排队,下火车第一件事是买一张当地地图,这个习惯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只是有了手机导航之后地图很少有卖了。然后再去购票处买一张列车时刻表,才能安排下个目的地。地图和列车时刻表就是那个年代唯一可做为攻略信息的东西。

地图上一般有旅店、招待所的标志,那个年代不叫酒店,酒店是饭店的同义词,是吃饭的地方,不能住宿,高级的住所叫宾馆,至于位置在哪里,怎么到达,全凭一张嘴去问,交通只能靠公交车。打出租车是个豪华奢侈的事情,租车自驾在那个年代还没诞生呢。现代人的这些惯性思维在从前是不适用的。

大连之行是和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一起去的,一是为了玩,再就是为了买些好看的衣服,因为我的婚期定在了那年的十月份,出门自然需要钱,那时只能带现金,凡出门的人身上必有钱,所以汽车站、火车站也是小偷云集的地方,群英荟萃,藏钱的方式因人而异各显神通,好像大家比较推宠的就是在内裤上缝个口袋。

当时我住在了大连柴油机厂的招待所,因为没有结婚证是不给住一个房间的,其实我当时与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已经领了结婚证,只是未举办婚礼,那时在人们眼里也是未婚同居,是丢人陷眼的事,我们的双人房间分别被拼进了另外一个人,这一点是不需要征求住客意见的,因为房间是按床卖的,可不像现在是一个房间多少钱,当然也不允许一个人买两张床位,拼进我房间的是一个北京的大学生,那个年代如果旅行可以独立存在那便是毕业旅游,这个女孩就是。

8天的时间,我们逛了旅顺的日俄监狱,老虎滩等所有知道的景点,最后几天便是整天泡在付家庄的海滨浴场,回家时脸颊红肿,四肢脱皮,因为那个年代防晒霜也是没有的,关于紫外线对人的伤害也是一无所知。

第一次坐飞机

1994年的6月份,长春飞天津。当时儿子不到两岁,也是儿子的第一个行程,此后儿子伴随我们走遍了祖国各地。

大约是6月中旬,天气已经很热了,当时才二十多岁的我穿了件短裤和砍袖的上衣,一到机场我就傻眼了,机场里人们都是西服革履的,男人都齐整整的扎着领带,女生也多是套装、套裙的,骤然间我的一身衣裙显得无比的扎眼,那感觉好像是穿着游泳衣进入了会场。当然这一身穿着也遭到老公嫌弃,埋怨说坐飞机哪有这样穿的。可是这样穿衣怎么了,适应当时的天气温度,方便我在飞机上坐、靠、躺、歪的,碍着谁了。时间证明,我是对的,现在谁还穿着西服坐飞机,所以世上事无所谓对错,只要不妨碍别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可怜老身当年因这一身衣裙遭人白眼。我不爱计较不等于不会计较,我要计较起来,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在那之后若干年的一个夏天,在一次出发时,我拿出套西服逼着老公穿上,谁让他当时那副嘴脸对我。

第一次坐飞机便赶上了晚点,候机厅内,航空公司又是发饼干又是给盒饭的,歉意满满的样子,其实也就晚了二小时左右,现如今飞机晚点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了,航空公司更是一副心安理得的模样。那时飞行过程也不枯燥,讲解安全规范后,先是发小零食,通过咀嚼吞咽,缓解上升过程中的耳膜不适,(这句话也是讲解内容之一),然后才是餐食,用餐前后都有饮料发放,之后还有小纪念品之类的,飞行时间很容易打发。现在飞机上发放的东西仅剩下一个餐食和饮品了,并且还有廉价航空,一口水也不给的。

当时乘坐的运七机型现在已淘汰了。

儿子在天津过了两周岁的生日,返程时才知道,超过两周岁购机票需要户口本,票价是成人的50%,而出发时他还不满2岁,什么证件也不需要,只需付成人票价的30%,提供单独座位,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政策。

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旅行

从1989年第一次旅行到1994年,虽然历时6年,但因为期间经历了怀孕生子,出发的次数并不是很多,目的地多为东三省的一些省市地区和其它的省会城市,真正填补内心好奇并让心有所感的行程并不多,只有经历,没有感动。

1994年8月,当时三峡大坝即将动工的宣传铺天盖地,而我一直以来对三峡有着强烈的好奇,

其实我的旅行大多源起于好奇,当年的一部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让我在画面上认识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境,也让人联想不已。大坝建成后,三峡水位将抬升一二百米,河道变宽,三峡原貌将永久改变,我迫切的想在它变化之前去看它一眼,于是泡书店查资料,因为这个举世工程的原因,资料找起来很容易,这便是我第一个受好奇心驱使、目标明确的行程。

长春出发,经武汉到宜昌,从宜昌上船游览了长江三峡和小三峡,巴山蜀地,多少文人为此泼墨成章。

当时正在流行一首歌,歌词是“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MTV的拍摄地点就是神农溪,神农溪漂流是我第一次经历漂流。我们乘坐大巴车将我们送进入神农架,然后下车徒步一直到最上面的村寨,大山深处,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过着和我们不一样的生活,这些远比景色更深的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沿路而上时,两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手里捧着香瓜一路跟随,嘴里念叨着,买一个吧,两块钱,我好买铅笔,,,,其实一路爬升我已经走的气喘吁吁,没时间吃瓜,也没力气拿着,可小女孩儿就是执着的跟在身后,不时小声的叨念,让我心有不忍,于是掏出两块钱给她,告诉她甜瓜我不要,让她自己留着吃,可是她像听不懂一样,一直跟着并念叨,这是你的瓜,给你甜瓜呀,,,,

终于,我接过香瓜,她才像只小蝴蝶一样快乐的飞走了。

在神农溪漂流时装了一瓶溪水,几年后才扔掉,直到扔掉时,那水仍清澈如初。后来去壶口瀑布时也带回了一瓶水,沉淀后半瓶黄泥,半瓶雾茫茫的水,那水的颜色与黄河岸边的饭店水缸里的一样,估计我们煮饭的水就是直接从河里取的,几天后,瓶底的黄泥就变成黑色的了,当时买胶卷洗照片是花很多钱的,容不得记录这些没用的东西。

这一次旅行奠定了我的旅行性格——感受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不一样的文化;

这一次旅行明确了脚步前进的方向,——去有故事的地方,去看不同的人生。

那些年没有旅行杂志,没有完整的攻略,出发前只有去哪里的想法,这个想法还是要去书店翻阅很多本书,做很多笔记才定下来的,出发前对目的地一知半解。后来发现景点书摊很多,几乎都是介绍当地的书,于是养成了在旅途中买书的习惯。

第一次包车旅行

1995夏天,由于飞机晚点很晚才到达桂林,那时住宿要在到达当地后去寻找,因为孩子小,所以我很少选择晚上到达的火车或是飞机,那样是有露宿街头的危险的,儿子两岁以后,我们所有的旅行便都带上他,他也很适应这种旅途的奔波,无论哪种交通工具,只要在爸妈的怀里他就睡的香甜,下车放到地上,秒速焕发精神。犹豫再三我和老公还是没有舍得住在机场的宾馆,因为价格贵,于是下飞机后抱着已经沉睡的孩子坐上机场大巴,车上打听哪里有住宿,傍边座位的一个女士,问了我们很多,下车前告诉我们一个宾馆的地址,还写了一个纸条给我,那年代没有手机,但纸和笔我是随身携带的。按着纸条我们找到那宾馆,很高档的,标价280元,前台看了纸条,不能做主,打电话叫来经理,经理看完后给我们安排了房间,收费80元。后来我猜测她应该是旅行社、或是旅游局的经理,也猜测宾馆给旅行社的价格一般是三折左右吧。

在当地报团,游完了漓江阳朔后,游览市内几个公园,公交车衔接并不方便,于是在问路过程中接受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建议,50块钱一天包下她的车,往返接送几个公园游览,每到一地下车,都要仔细与他确认上车的时间和地点,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沟通联系必须事先确定。

相比较下来,在九十年代,西安的旅游规划是好于其它各省市的,

第一次去西安是在1996年,十三朝古都地图上景点标清晰,景点之间公交车四通八达,这在当年是很少见的,即使是人口密集,景点密布的江浙一带也没做到。

第一次跟团旅行:

1996年,全程跟团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其实我想不明白,以现在这么发达的网络,这么便利的服务设施,为什么还有人选择跟团呢。

那年8月,临时决定去云南,没时间攻略,对云南的交通情况更是没底,于是找到旅行社,第一次跟团,不知道规矩,直接将我要去的地点和每个地点预计停留的时间计划告诉他们,请他们安排住宿和交通,然后报价,一家旅行社直接拒绝了我,给了我几张行程单,让我选择。

与长春海外旅行社几番沟通,最后定下行程,旅行社与我们商议,还有一家三口和他们的朋友共5人想按照我们的线路走,希望能加进来,也便于安排车辆,于是8人的云南团便成立了,一路玩下来我们也成了朋友,分享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生故事、官场故事,因为新加入的旅友曾是吉林省前任某省长的生活秘书。我也第一次知道,官到某个级别,秘书是分为文字秘书和生活秘书的,

秘书算得上是体制内的会游泳的鱼,俗说的油条,洞明世事,游览洱海时船上人很多,每次靠岸参观回来都很难找座位,我们一行八人,两个孩子,于是想起要订个包房,但为时已晚,两个房间早已有人了,本已为只能如此了,可他竟然包下船长办公室,做为我们的包房,并且才一会的功夫就在与船长的聊天中知道一艘船的价格,承包旅游航线的成本,又估算了每天的客流量,计算出三年赚回成本。一路上吃住玩在一起,后来我发现他遇事总是有意无意的用这种思维去了解事情,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从秘书岗位上转行经商,并且很成功,有着这样的思维和再加上之前省长秘书的人脉怎么会不成功。

在这次的行程中也第一次见识了专门针对旅游团的骗子,记得那是在缅甸边境,完成上午的行程后,中午在一个大院子里休息,我们被单独安排进一间屋子等着开饭,这时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男人从门口经过,高声吩咐服务员,这几个朋友是东北的,问一下他们吃什么,特殊安排几个菜,当年出门旅行的人不多,在旅途中碰到老乡也是不容易的,当然倍感亲切,于是一番攀谈,在他热情的向我们讲解了缅甸玉的辨识知识后,我们分别在他那里买了些首饰。这便是当年流行的“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我们不幸中弹。

跟不同的人一起分享不同的人生,是这次旅行中最大的收获。

第一次进西藏,

其实三十年来行走在路上感觉最为深刻的还是道路交通为旅行带来的变化,很多现在一两日游可以走完的线路,当年可是要历经千难险阻才能到达,

那是2000年8月,当年似乎只有北京和成都有飞往拉萨的航班,并且航线由某家航司包揽,票价没有折扣,其实那个年代的机票最多的折扣也就是七折或八折,哪象现在动不动三折二折的。我们从成都出发,先是在四川玩了些天,在九寨和黄龙时,老公已经有高反,但当时不懂,那时虽然已经有了电脑,但旅行信息和常识也还是很少。其实从1996年、儿子四岁开始,我真正的旅伴就是他了,老公经常以各种理由要求坐下休息,并在那里等我们。小小的儿子陪着我登了华山、黄山、千山等好多地方,在黄龙时也是一样,当爹的又称累不肯走了,又是儿子一马当先登上了五彩池。

到达拉萨当晚,老公便头痛呕吐,带他去医院,才知道那叫高原反应,开了个枕头一样氧气袋回来。那个时候有高反症状的人并不多,哪像现在十人九反,因为大家都知道了高原反应这回事,一踏上西藏这片土地就开始留意自己喘的每一口气,怎能不胸闷憋气,准高反也是一种反。

如今,拉萨到日喀则三个小时车程不到,据说又开通了铁路运输,一小时动车便能搞掂,可那时,城际大巴两天才一趟,即便我报了旅行团,那也要凌晨三点钟出发,正常当天晚上可以抵达,但一场淅沥沥的小雨就让旅程不正常了,我们在第二天早上才到达,耗时27个小时。

从拉萨走南线到日喀则,全程约340多公里,沿途要经过岗巴拉山、羊卓雍湖、浪卡子县、江孜县等,当时只有这一个线路,由于从岗巴拉山到浪卡子、江孜一段,很容易受雨水影响发生塌方、滑坡等,所以后来又从拉萨修了另一条路,沿雅鲁藏布江,称为北线。

吃过第一个餐盒,天蒙蒙亮,到达卡若拉冰川,那时的冰川触手可及,现在只剩下山顶的一点点了,需仰望。有些地方看一眼少一眼了。

中午途经一个小镇,我们在那里休息,吃第二个餐盒。路边的小卖店还是七十年代的样子,玻璃柜台后站着售货员,糖块依然是一毛钱几块的,剥开糖纸,糖块的外层已经氧化,咬一下掉一大片,里面才是硬生生的糖块,这种糖纵是生于七零前的我也是在很小的时候才吃过。可当时已经是2000年,

果然淅沥沥的小雨,山路被冲断,其实只下了很小的雨,但因为山体光秃秃的,雨水汇集下来就冲断了路基,于是不分男女老幼全体人员主动下车捡拾石子铺路。悬崖下还有车辆的遗骸,只是不知道啥时候掉下去的,也不知道人员情况如何,

这样走走停停天就黑下来了,接近日喀则时,桥被冲断,大客车孤伶伶的停泊在山路上,高原的夜可不是一般的冷,老公揭下汽车发动机上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皮革,顾不得呛人的机油味,包在儿子身上,那年儿子8岁。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只能无望的等待,终于桥对面开来一辆小轿车,喊话沟通得知,车里是日喀则的县长,连夜去查看灾情,桥两边分别将车停在桥头,车灯照亮才看清,桥面倾斜,但没有断裂,桥下河水轰鸣,波涛汹涌,我们的司机是个俊朗的康巴汉子,他下车在桥上来回走了几趟,又拉上藏族导游一起走了个来回,最后不知道谁做的决定,全体乘客下车,两人一组步行过桥,县长已经用他的“大哥大”联系了县城的广播电台,召集县城的出租车赶赴河边,这个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钟了,轮到我们过河,我和老公牵着儿子的手,一起走上桥面,导游阻拦,让两人一组,我们悲壮的摆了摆手,我心里想的是死也死在一起的,于是司机默默的接过了我们的行李箱。

如果是现在一定没人敢做这个决定的。

车还在河的那面,没了遮挡风寒的车,就更冷了,旅行团里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小伙子组织大家拉手卷菜心,女人孩子站中间,一层一层卷起,用人墙抵御寒冷。就那么默默的站着,很久很久,终于有出租车开过来,因为儿子是团队中唯一的儿童,我牵着儿子的手上了第一辆车,老公在车门外将背包递进来,于是有人在后面拉他肩膀,并厉声警告不可以和女人孩子抢车。

出租车直接将我们拉到饭店,这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的5点多了,我们的晚饭还没有吃,两三个小时后团队人员才全部抵达饭店,老公是最后一批到达。

和老公一起到达的还有司机,最后他竟然将车也开过来了,我问他为啥这样做,他洒脱的说,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怕啥,脑袋掉了碗大的疤,这句话我常常听到,但都是在无关生死的时候随便说说的,而他将车从那桥上开过,生死几率真是无法估算,确实是在玩弄自己的生命,可见藏人的生死观与我们是不同的。

其实一路上和司机聊了很多,话题涉及藏民的家庭关系,宗教信仰等,聊的也投机,每次下车游览,他都为我们占着司机后面第一排的位子,不给别人坐。藏族人只有名字没有姓,他的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了尼泊尔,没有音信,只听说去了一个庙里。他和哥哥生活在一起,他很淘气,哥哥经常打他,并且打的很重,几天起不来床,但他们感情非常好。聊到达赖、班禅时他总是一脸的虔诚,话语中明显已将他们神化,于是我问他,你是把达赖当作人来尊敬还是当成神,他表情严肃,双腿并拢,将右手放于左胸,一本正经的回答我,“佛,佛祖”。

可惜那时宝贵的胶卷多被我用来拍了些到此一游的照片,竟然没有一张与他的合影,那时没有微信、QQ,甚至手机也没有,一别便无法再见。

这一次出发让我知道了旅行中什么最重要,无论多么美的风景,终归会随着时间从记忆中淡去,旅途中遇到的人,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从那后,我便不屑再抱着块石头或牌子去拍照,而是学会了更多的记录路上的人或事,风光景致,指引了脚步前进的方向,却不再是旅行的终点,溶入当地人群,感受别样人生才是旅行的目的地,因此旅途中我更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城市大巴、区间车、火车成了首选交通工具,街头巷尾的小店才是我驻足、浏览打尖的地方。虽然这样做更辛苦。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各种想不到现在已经实现,高铁、动车,廉航、自驾、包车还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让远方不再遥远。但接踵而来的新鲜事物却让已不再年轻的我们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比如这一张互联网,可以获取信息,可以指导方向,可以预约付款,可以将整个行程装在手机中,但以我们的年龄学习操作起来并不轻松,忆苦思甜,毕竟出发已经变得容易,没有理由不让自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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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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