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北戴河夏日旅程作者：罗点点
夏日旅程，往事1959
北戴河原是渤海边一个小渔村，在北京东300公里处。这里蓝天白云，海平沙软。一到夏季，海风习习，凉爽宜人。清末民初，先是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到了这里。三四十年代，一些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人在海边的松林里建起一两幢别墅，后来房子造得越来越多，逐渐变成有名的避暑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毛泽东酷爱游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这里稍加整顿和修缮，就成了中共中央，尤其是书记处一班人夏季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的决定在这里做出。我们这些孩子来这里，则在大人们为国家大事焦心操劳争论不休的时候，无忧无虑地享受美好的青少年时光。每年夏季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些家庭里也有像我们家一样的要为国家大事操劳的爸爸，温柔美丽的妈妈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儿女们。这个季节就成了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50年代没有那么多汽车和公路，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火车要走八九个钟头，于是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在火车上，不同的家庭友好共处一隅，那气氛多少与平常不同。大人们之间会说许多我们平时听不到的有趣的话，让我们这些孩子体会到我们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亲密融洽的气氛。
罗荣桓与家人合影
罗荣桓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②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身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龙和薛明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深切的同情。妈妈说，去北戴河，和朱老总③同行是最舒服的。爹爹（我们所有的小辈都依照四川方言把朱德总司令叫爹爹）德高望重，出行可以坐专车。晚上从北京出发，第二天凌晨到北戴河站。爹爹总是交待人让把专车甩在铁路的备线上，让我们这些睡不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睡到日上三竿，再接着往北戴河进发。不知人生乐趣是否在等待某种恍然大悟的时刻。也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有这种固执的念头，而且这种欲望在坐火车的时候会特别强烈，也许是移动的列车使时空交错的体验异常生动鲜明。反正，每年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我会固执地守望在车窗边，不放过眼前的任何事物。直到今天，我眼前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梳着妹妹头④的我坐在车窗边，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晴、鼻子和嘴巴里。我在打了一个大喷嚏的同时，如痴如狂地感受着穿行在窗外那些陌生的农村风景中的快乐。我会因感受到时间正在窗外移动的树梢上流逝而焦虑，我也会忽然有了百代过客的凄凉，进而像个大哲人似的严肃自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平去？我还会把夏日田野上的各种概念:植物、动物、叶、粮食、阳光、四季和生命等等一大堆东西，杂乱无章地搅在一起，然后享受这种深陷在混乱中的惬意。一年又一年，恍然大悟一直没有来临，但我至今醉心于那个坐在车窗边，梳着妹妹头的小姑娘，她在失魂落魄的等待中体验到的愉快。有一年，又是坐火车去北戴河。记得火车上有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彭真的妻子张洁清，他们两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孩子和其他几家记不清了的人家的孩子，反正是除了两位夫人，就是一大帮孩子。中央警卫局的李树槐带队。
彭真与夫人张洁清在北戴河海滨
走到河北省滦县，离北戴河已经很近了，也就是在我不着边际的冥想接近尾声的时候，火车忽然停下来，就停在荒郊野外，不能再走。李树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那时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停了，车窗外没有风吹进来，车加里闷热难当。好一会儿，才说是滦河发了大水，把铁路桥冲断了，正在抢修。车箱热热得不能呆，桥也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李树槐当机立断，把一车人拉到县城里去等。
临下车的时候，不知谁家带孩子的阿姨发牢骚说:家里大人都不在，碰上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卓琳阿姨听到了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跟着我们还不放心吗？”
这话很对，那时候，这些人家之间的关系朴素而牢靠。这种情况下，虽只有两家的大人在，但保险谁家的孩子也不会吃亏。滦县那时候是个小县城，因为在铁路边上，也还热闹，街上很挤，满是人和东西:道路上的泥泞被太阳晒得像石头那么硬。我们一行人在这些被车辆、雨水和太阳共同制造的矮小而坚硬的泥塑上而歪歪倒倒地前进。成小山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在如火的太阳下曝晒。因为道路被大水冲断，这些运不出去的东西只好在市场上廉价出售。空气里充满了尘土和垃圾的腐败气味。每一堆货物的后面，都是货主们愁苦的脸。一个出卖鸡雏的人一动不动地守着他的摊子，几乎让人家白拿走他的小鸡。李树槐非常在行地说，因为找不到喂它们的水和食物，这些鸡卖不出去也是死。还说要是在家里就好了，可以让老婆炒一大盘辣子子鸡了。我们这一行人的到来，无疑惊动了县城上下。我们到县委的招待所落脚，接待我们的不知是县委的什么领导，只记得他一叠声儿地说着四个字:喝水、吃饭，喝水、吃饭。我想他无疑抓到关键，因为大家确实又饥又渴。饭在招待所食堂吃，猪肉大葱包子加大米粥，其香无比；只是食堂里用来引诱和消灭苍蝇的铁丝笼里，摆着一碗一碗的臭鱼头，臭气熏天。我们在香臭夹攻中进餐。后来听说这法子其实很奏效，因为苍蝇香臭兼喜。食堂凭着这法子，每次火苍蝇比赛能拿第一。饭后，两位夫人休息，我们一帮孩子在李树槐的带领下，上滦河河堤上去看水。滦河的水并不大，起码不像我想象的大，但是稠得像浆糊。我们议论，说是这样的水怎么就把铁路桥冲毁了呢？旁边的人说，大水已经过去了。今天早上的水才大，水里啥都有，死猪死羊，还有死人呢。我们听得头皮发麻，就说上桥上去看看。那边人声鼎沸，说是动员了部队在抢修。李树槐大概是怕有危险，也许是怕麻烦，板着脸说：不许去。几个大孩子不敢说什么，我们几个小的就更唯李树槐之命是从了。被水阻住不能走，大人们都很着急,我听见几次卓琳阿姨问和“家里”联系上没有，县里的电话线路被火水冲断，李树槐最后跑到车站，用铁路的专用电话线路才和“家里”联系上。张洁清妈妈也把李树槐数次叫来问:大家喝的水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就白己想法子消毒，都是些小孩子，拉肚子可不行。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很高兴，人人都有一种快乐的冒险感觉。晚上所有的孩子共处一室，逼着李树槐给我们讲故事，否则就不睡觉。李树槐撇着他的陕西腔都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次经历和从找吃喝到讲故事无所不能的李树槐却清楚地留在记忆里。问题是那年为什么只有两位夫人带着一大帮孩子，各家的爸爸都到哪里去了。经我们一再回忆，原来，这正是1959年，所有人家的爸爸都没去北戴河，而在庐山开会。
彭德怀与浦安修
说到彭德怀元帅，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确实与众不同。比如说，他好像从不到北戴河来，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吧，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记起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过哪一栋。彭元帅不苟言笑，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浦安修也总是严肃有加，所以我们小孩子都有点怕他们夫妇。
金色的记忆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面对灿烂阳光，忽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已是中年人，记忆中发生过的事情，无论如何填不上四十五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往事像一本被蛀食的书。这书中的某些章节完全失掉了，不是模糊漫漶，而是像被虫子吃了一样的完全没有了。对于自己竟然在世界上活了这么多年和如此大量的生命过程归于虚无这两件事，如果碰巧只想起前一件，我就很奇怪，百思不解。如果不幸前后两件一起想起来，我就会整日的沮丧和惊悸。但我的记忆里有些章节却历久常新。它们被北戴河的海风吹拂过，被它的阳光照耀过，所以，它们永远像晴朗天空下波光鳞鳞的海面，色彩分明，活泼生动，永远闪着金色的光芒。
罗瑞卿与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浴场
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局属下的别墅区里，毛泽东的大房子靠近山腰，在一片松林中。林彪的房子在更高处的山洼洼里，因为他既怕风又怕听到和看到海。我们家孩子多，住两所房子，两个哥哥同住的房子离毛主席的很近，记得妈妈总是嘱咐他们不许吵闹，以免打扰主席。董（必武）①老的家和我们家隔着一条大沟，平时沟里没有多少水，要是夜里下了雨；早上就涨成一条小河，流水哗哗的。沟那边那个门窗都漆成绿色的白房子是我日夜想念的地方，因为那里住着我暗恋的梦中情人，董老的大儿子良羽哥哥。他体魄健壮，笑容明朗，笑起来好像还有酒涡儿。我为什么会迷上他早已忘记了，反正在一段时间里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董良羽是我大哥的朋友，比我大十几岁，并且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秘密情感。每次我傻呼呼地缠他时，他就跳过这条大沟逃跑。最近我又有机会见到这位大哥，提起童年往事，他抚着已经斑白的鬓角大摇其头，说：“是个甩不掉的跟屁虫哇。”
1954年7月，陈云同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
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人的家几乎住在海边上。我真羡慕他们家的孩子们能从窗户里就看见大海。每天早饭后，我们心急火燎地做完功课，就准备到海边去了。我们不喜欢走大路，在我们自己开辟的小路上，一条美丽的小溪天天伴我们同行。我们不知疲倦地在小溪两侧跳来跳去，头上密密匝匝的树叶编织成一把伞。太阳透过树叶，将一个个跳跃的圆形光斑投过来。我们想不透，树叶的缝隙个个不一样，光斑为什么却个个都是正圆的呢？我们之中知识最渊博的小青大哥说，因为它们是太阳的影子，太阳是正圆的嘛。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路边最多的是槐树叶和狗尾草，我们一路上在它们身上下功夫，弄出一些小把戏把自己乐得前仰后合。比如把槐树的叶子拿在手里，做分解动作四：一，将整片叶子以优美的姿势示人示己（同时念：“春天长叶”）。二，将复形叶的所有小叶片从底掳到头，叶片聚在手里像一朵花（念：“夏天开花”）。三，将手松开，叶落满地（“秋天落叶”）。四，将剩下的光杆以同前一样优美的姿势再次示人示己（“冬天光杆儿”）。还有一种叫算命，任什么命都可以算。比如说想知道某人来不来，或者什么东西得到得不到，就从槐树复形叶的任何一片小叶子开始，一边摘掉，一边说：“来，不来……”，或者“有，没有……”。最后一片叶子摘掉时落在哪一句，“命”就是什么。被预测来不来的人也许是老师（最好不来，因为来了要告状），也许是爸爸（最好来，因为他忙老不来），得到得不到的东西可能是好分数，也可能是明天的好太阳，好天气。最了不得是妈妈带我们上北戴河镇上天津的起士林分号吃一顿冰淇淋。
王稼祥
去海边的路走到一半会经过王稼祥②的家。王伯伯戴眼镜，给人文弱的感觉。他的房子里总静悄悄的。我们走过时不知不觉地放轻脚步，他和朱仲丽阿姨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儿，叫莺莺，也是文静得不得了的女孩儿。如果他们的窗户里传出弹钢琴的声音，那是莺莺在练琴了。莺莺总是穿得很漂亮，连衣裙干净平整，头上结着比脸还大的蝴蝶结。我们这帮穿着裤衩背心，浑身晒得黑炭似的“罗家班儿”和人家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莺莺总是弹钢琴，很少见她到海边去玩。我们都很奇怪，到海边来，为什么要天天弹钢琴，不下海？钢琴可以从北京带来，可海是带不回北京去的。我们就恶作剧地猜人家有病，什么病？妇女病！想起来，我们真是混账得可以。
我们全家酷爱大海。
我虔诚地相信：海是人类的家乡。生命是从海里匍匐着爬上陆地的。否则，天地间小小的我怎么会如此眷恋它。我尽量和海呆在一起。站在海边的沙滩上，海浪拥上来，亲亲你的赤脚，退回去，又亲亲，又退回去。站久了，脚慢慢陷下去，海浪不停地拥上来，退回去，和你比赛谁更有耐心。当然是人输。你耐不住性子，走了，海浪仍然拥上来，退回去。而月，它大度地替你掩盖掉没有耐心的证据，只三两次，就把你留在沙滩上难看的脚迹抹平了。走进去，海无比温柔，起伏的海浪摇你，让你替全人类想起童年和故乡。你想起属于自己的那个摇篮，你想起母亲的模样，尽管你也许从未睡过摇篮，尽管你也许是个孤儿，从来记不得母亲的模样。反正你会觉得你在故乡，正睡在自己的摇篮里，母亲的手推着摇篮，你自己则在最无忧无虑的心境中，走向温暖的未来。海在身边，像个前世就认识的朋友。它轻轻地摇着我，耐心地呼唤我。当我身心舒展，神智静谧，胸怀博大到终于可以和海合二为一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开始变轻。它拍击着空气和海水，发出奇异和谐的声响，渐渐露出婆娑起舞的姿势。我真担心人人都看见我灵魂出壳，因为它分明在澄明的空气，在阳光照耀的浪花泡沫之中，上下翻性，俯仰歌吟。五浴场是中直几个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可以随时去游泳。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大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要到中午前后才会出现。毛泽东则出现得更晚，他总是下午三四点钟才来。在那个朴素的年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在很多人看来是很神圣的。人们充满崇敬地互相会意：主席夜里办公，只到下午才起身。我对这种习惯自然也景仰得很。可我一是不明自，主席难道不和大家的爸爸一样早上要去开会？二是觉得下午才起床，耽误了好太阳，好天气，实在有些可惜。海不总是风平浪静，风雨过后，天上的大动荡虽然已经过去，但海上却正是最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往日平缓的海面上此刻高潮迭起。海浪有时会有三四个人高，要是刮过大风，每个高高的浪头上都拖着一条尾巴，它是由风吹起的水雾造成，这尾巴有点像慧星的尾巴，由于带着邪恶的意味而让人心情亢奋。空气里满是风雨的腥气。目光所及处，翻卷搅动，灰重如铅的，非云即水。我们喜欢这样的天气，这种时候跳到海里，在大浪的拍击下，会有极其强烈的快感。我们兄妹数人尖声大笑着与海浪嬉戏，有时竟会忘记了时间。这种天气里来五浴场游泳的人很少，但除了我们，还会有毛主席。
1960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
记得有一天，正是这样的天气。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已经不知在海里玩了几个小时，忽然岸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定睛着去，原来是毛主席来了。他穿着条白布大裤钗，在几个战士的簇拥下走到海里来。为了保护首长们的安全，五浴场里有一个游泳排，由游泳技术非常好的解放军战士组成，专门陪同首长游泳并保护他们的安全。毛主席的水性好是人人知道的。他平时来游泳是最不需要帮助的一位首长。但是今天显然不同，大概因为天气不好，风浪大的缘故，他身边比往日又增加了许多人。这种天气，海上的浪虽然大，但也有一定之规。通常说来，近海岸处有两个浪大的地方。一是岸边，海水翻卷着达到自己的尽头，这是无风也要起浪的地方。另外是距岸边三四十米处。这里由于海浪冲刷倒流，流动的沙子在这里形成浅滩（因为这种浅滩呈长条状，像一道矮矮的沙端。有人称这现象为“沙墙作用”。平时这沙墙在水下，不易觉察。浪大时，海水通过这道矮墙时受到阻碍，就翻卷形成更大的浪。这些白花花的喧嚣滚动的大浪，看上去挺吓人。不知根底的人视为畏途。但是只要越过这个地方，往深水里去，浪再大也不翻不卷。只要顺着风势水势，游起来就比较自如了。
那天毛主席一下海，就像往常一样向深水处游去。毛最喜欢的游泳姿势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侧仰泳。即身体像仰泳一样平躺着，手脚划动时却偏向一侧。这种姿势由于“文革”时放映的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纪录电影，已经闻名世界。那天，当他们一行人游到“沙墙作用”造成的浅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因为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浅滩处追着那些白色的卷浪玩，所以看得十分清楚。毛主席显然是想冲过这些卷浪，但他的姿势这时候成了大问题。这种不正规的姿势虽然省力潇洒，但是速度较慢。一个卷浪打过来，毛要被冲出去很远，他的姿势使他不能抓住白浪翻卷的间隙，快速冲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是绝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的。几个卷浪打过来，毛这一行人就被打到岸边。我们从小就被大人告诉，毛主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可以被打扰的，所以，我们没有走过去，也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只在远处看，但从远处也可以看到，毛在激动地说着话，伴着他特有的倔强的昂首挺胸的姿势。
他周围人的都在气急败坏地围着他团团转，显然，和海浪搏斗的几个回合下来，毛泽东已经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现在一定是在别人劝他不要再试的时候大发脾气了。一会儿，显然是作出了新的决定，这一行人又跌跌撞撞走回海里。这在我们是预料到的事，因为毛泽东当然是不能被人说服，他是一定要游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心情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收场。后来，毛泽东当然还是游过了这个浅滩。是别人帮了忙，还是自己改变了姿势游过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他游过去以后我们大家的愉快心情。我相信，那个下午在五浴场，目赌了这一幕的所有人一定都有如释重负之感。当毛泽东凯旋上岸后，我们也兴高采烈地收兵上岸了。毛泽东显然注意到我们在风浪里嬉戏的样子，他指着我们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家的娃娃？有人告诉他之后，他挺高兴地冲我们笑笑，准确地说是冲正在走过他身边的我笑笑，笑里充满赞许和喜悦，似乎颇引我为同道。这个笑容令我难忘。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人们现在怎样评价这个人物，我却常常怀念它，怀念这个属于我的笑容。后来，在卫士李银桥写的回忆文章里，读到过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向风浪冲锋，并向卫士们大发脾气的事。只是不知道，毛的类似经历有几次，李银桥写的和我经历的是否是同一次。
1955年，爷爷朱德与外孙刘建在北戴河海滨
五浴场里最轻松愉快的是爹爹(即朱德总司令)。他老穿一身舒适的布或者麻的衣服。说也奇怪，毛泽东也穿宽袍大袖的布衣服，但那些衣服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符号感，好像有深奥的哲学含义。可穿在爹爹身上却只有朴素自然。连他手里的一根拐杖，虽然提着的时候居多，也让人觉得那么好看。爹爹下海，完全听其自然。套一个大大的救生圈，任凭游泳排的人把他拖到哪里。有时想上东，水或者风把他推到西，他也就去西。反正泡的时间差不多了，他就上来。天气不好，他就和他的卫士长在浴场里下象棋。古铜色的木棋子握在他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大手里，慢慢举起来，静静放下去，满棋盘的沉稳之气，逼得观棋的人大气也不敢出。姓葛的卫士长未必下得过爹爹的，但是他常常摆出他是故意输给爹爹的样子。爹爹当然并不计较，只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罢了。
爹爹的这种心境，在每周末为各位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上更显独树一帜。他一手拥着舞伴（临时请来的文工团员，或者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拐杖挂在另一只手上，自乐曲开始时起步走，他向前，舞伴退后，走到头，向左或右转，再走下去，仍然他向前，舞伴退后，舒展自然，自得其乐，直到乐曲终了。我们都认为，爹爹这样子一定会长寿。
刘少奇、王光美同子女在北戴河游泳
要是沙滩上出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大家子人，那就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带着他们的儿女来了，兴致勃勃、亲亲热热是这个家庭的特点。他们能够在海里形成不小的一个方阵。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家的做派，这么说吧：五浴场里的家庭，在海面上形成方阵的能力方面，也就是人数多和相处和睦的家庭气氛方面，没有人可以和我们两家相比。我们家的方阵和少奇同志（那时爸妈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大人们之间的称呼在我们看来很没有一定之规，他们称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朱德为总司令，刘少奇为少奇同志，而陈云、林彪和邓小平则一般被称为五组、六组和七组)
邓小平在北戴河
各家的方阵在海上相遇，是五浴场整个夏季里最热闹好看的场面。
跟苏联人踢足球
50年代，世界上两个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从好到坏的过程。由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列宁去世后，这个党由斯大林领导。50年代初，刚刚建立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把苏共作为自己的老大哥，把来自强大苏联的援助当做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托。1953年5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由苏联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协定：由苏联人在到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150余项大中型工程项目。此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享受着当时高于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特殊待遇。那时候到北戴河夏季度假的人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就是这些苏联专家了。
他们住在专为他们修建的别墅区，在北戴河镇的东侧，靠近鸽子窝风景区的地方。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别墅区更漂亮。设施更齐全，更有异国情调。比如说他们浴场的沙滩上有像苏联电影里一样的彩色阳伞、白色沙滩椅，他们别墅的小卖部经常有外国酒和冰淇淋卖，他们还有一个气派的标准足球场。这使我家大哥和他的一帮年龄相当的，爱踢足球的朋友们羡慕不已。
大约是1955年的夏天，苏联专家的孩子们约我们这区的孩子们进行足球友谊比赛。
这些苏联孩子是在夏令营中被专职的足球教练训练了一个夏天的。迎战的是我家大哥、良羽、叶挺的儿子叶正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等，都是一些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的半大小伙子。比赛从开始到结束，共踢了90分钟，双方未进一球。踢平后，苏联教练叫加时，还没等中国孩子反应过来，他的队员已经开球，冷不防的就把球踢进了大门。踢进了一个球，教练马上就吹比赛结束。苏联孩子心领神会，一哄而散。把中国孩子晾在操场上，气得七窍生烟。小青哥哥他们气不过，回去跟贺龙元帅告状。贺龙伯伯莞尔一笑，只说四个字：“来年再战。”第二年暑假，中国孩子早早来到北戴河，开始为比赛做准备。贺龙元帅为他们请来了北京队的队员方韧秋做教练。还从景山少年宫少年足球队请来了三个队员，分别担任后卫、中场和前卫。业余球员的老班底里又加上了粟裕大将的儿子粟戎生，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张闻天的儿子张宏生等人。记得为了踢球方便，戎生一放暑假就住到我们家来。使我们原本热闹的家这年夏天更热闹了。这些人每天到那个足球场上去练球。那股励精图治、誓死胜利的虎虎生气把苏联人震住了，觉得中国孩子不可小视。他们沉不住气。从青岛、大连请来三个苏联水手参加他们的足球队，也开始天天练。苏联人本来就高，加上这三个人都是大人了，跑在球场上比中国孩子高出二个头。
定好的比赛日期很快就到了，和苏联人踢足球成了那年夏天北戴河的重大事件。那天，除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外，很多叔叔伯伯都去了。其中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郭沫若，还有贺龙和爸爸。大家都去给小青哥哥他们助威。
中国孩子这面是张宏生守门，上场的有选宁、正光、戎生、良羽和我大哥等人。张教练站在大门边。苏联队除了孩子们之外，三个大人也在场上，特别显眼。开球后，张宏生看苏联队员人高马大，来势凶猛，不由有些慌乱。他对张教练说：他们大人都上，咱们也上，你来守门。说了几次，张教练不耐烦了，说：你真罗嗦。你下去。张教练让我大哥去守门。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赛了一阵，中国孩子踢进一球。苏联教练急了，叫原来的守门员下，他自己跑上去守大门。这样加上他，苏联队一共四个大人在场上、这个教练守门的技术并不高明，他上场把事情弄得更糟。选宁在苏联队门前大脚高调，球飞起后摇摇晃晃进网，苏联教练一时拿不定主意怎样去接，笨头笨脑地跳起来，双手伸向天空去挡，球从更高处掉下来，在他的两手之间直落网底，中国队再得一分，全场哗然。不久，正光又用头顶进大门一个球，苏联教练的反应仍然很慢，动作仍然惨不忍睹。中国队连得三分，苏联人情绪激动起来，加强全场反击。在中国队的球门前，苏联队的大人球员一记劲射，我大哥拼命扑上去，球扑出去厂，全场欢呼。但是他下巴上不知为什么挨了一脚。球赛结束后，小青哥才觉得下巴痛，后来人家分析可能是他太性急，把射进的球和射门的脚一起扑出去了。总之不是苏联人的脚踢了我大哥的下巴，就是大哥的下巴扑了苏联人的脚。中国队最后以四比二胜了这场球。所有的叔叔伯伯那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周总理提出大家照个相留念，中国孩子和观众都围上来。周总理颇有风度地向挤在一边的苏联人连连招手，说：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友谊比赛嘛。晚上，在五浴场旁边的西浴场看电影，周总理看到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士们，又特意走过来握手，把大哥他们一帮男孩子乐得不知怎么好。这张相片现在还在，看到它时，我会重温一种恍若隔世的宁静和欢乐。它们在遥远的过去向我微笑，提醒我生命中有过这么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的这种童年幸福是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些伟人事业的上升期，在这些伟人的庇护下，我们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安全感。
选自 《红色家庭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作者：罗点点
